博士生人数年年下降，改革该从何着手？

去（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签署了《晶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CHIPS Act），挹注高达132亿美元的资金，积极发展半导体研究及生产力提升，维持国家科技发展的优先顺位。去年10月，中国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进平在开幕演说上，发表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内容增加了科技与教育，因为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将推动国家的成长。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s Modi）也在今（2023）年初举行的印度科学议会（Indian Science Congress）中，鼓励国内的研究者们从事让印度能自给自足的科学研究。
这几位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不约而同的传达了一个清楚明了的讯息，也就是科学被视为国家繁荣、强健、具备竞争力的指标。然而，如果把持学术职涯大门的博士训练再不彻底改革的话，科学恐怕要让世界失望了。

因袭数百年的学术训练制度，面临时代的考验

我们现在熟知的博士训练过程，其实是因袭了数百年的制度，并非现代的产物。早在12世纪就有博士口试（viva voce）的记载，受试者必须接受一连串问题的考验，而这些问题都出自於相当保守的智识框架之下，目地在於训练一个人的辩证技巧，以证明这个人有足够的能力成为大学教师。而现今博士的训练制度则主要源自於19世纪中叶的德国，年轻学者们追随一位教授学习，就如同师徒制一般共同发展学科理论并为此辩护。然而现在的高等教育相当普及，早已不是只有少数富人权贵才能享有的特权，也不只是为特殊领域，如政治、宗教、教育培养人才的训练。事实上，当代的大学研究所等机构理应为每一个想深究学术理论、了解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的人提供教育资源。
在电脑及网际网路为人们代劳许多记忆及搜寻工作的21世纪，讯息及知识的产量极速遽增，学术研究经常不只是在单一领域中钻研，而是跨领域集结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群起群力攻克难解的谜题及困境。科学家们不但需要对自己的研究有专业的了解，还要具备团队合作、专案管理的能力。从古至今制度上鲜有变动的博士学程所培养的人才，恐怕已不符合现今社会所需。

《自然》期刊问卷调查显示 研究生的满意度逐年降低

《自然》（Nature）期刊自2011年开始对研究生们进行学习满意度的问卷调查，至去年是第六次调查，有效问卷共有3253份，35％来自欧洲、28％来自北美、24％来自亚洲，其余则平均分布於南美、非洲及澳洲。受访者的性别比例为56％女性与42％男性。这次调查首度将硕士生也纳入受访对象，大约占25％。
调查中仅有62％的受访者对於目前从事的研究感到满意，相较於2019年的71％下降了不少。有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研究所学程的满意度从入学开始就一路下滑，最关键的几个原因包括了经济状况、工作生活的平衡、职涯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的支持。因此，自从去年10月公布调查结果之後，《自然》期刊也发表了一系列职涯相关的文章，呼吁各界重视研究生们面临的种种问题，重新改造博士学程及学习文化。

经济状况：在通膨下饱受压力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温饱问题。疫情过後，全球多数地区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压力下，让本来收入就已经相当微薄的研究生，奖学金额度落在平均生活花费之下，有些学生光是房租就已占收入的六成，生活几乎陷入危机。在调查中，85％的受访学生都对自己的经济状况相当忧心，尤其在通膨率高达8.2％的北美最为明显。
学校位於繁荣大城的学生，很多都只能居住在生活开销相对便宜的市郊。在这样的状况下，念研究所还能享有舒适生活的恐怕只有接受家人金援或是另一半有在工作的学生了，许多研究生都需要额外兼差或是兼课来维持生计。在《自然》期刊这次的调查中，每四位博士生就有一位，除了念研究所之外还有另一份工作，而硕士生的比例又更高。可能是博士学程大多对学生工作时数有所限制，硕士学程则较具弹性，而且硕士生的奖学金比起博士生又更低了些。还有1/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借款来念书，尤其是需要照顾家庭的那些学生（约占受访人数的两成）更容易在就学期间举债，为他们的研究所生涯带来沉重的情绪及经济负担。令人担忧的是，有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生活费不断飙升已经让他们萌生放弃学业的念头。
有些机构已经开始帮助学生们度过经济上的难关，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承诺自去年10月1日起，调高学生奖学金的最低门槛至每年2000英磅。澳洲对於提高学生奖助的法案已经进入立法程序，但仍需要更多的支持才可能通过。

工作生活的平衡：超时又缺乏成就感

第二个让学生们感到不堪负荷的，是必须在研究上不分日夜的付出时间与心力。有七成的受访学生一周花在研究工作的时间超过40小时，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他们所属的系所有超时工作，甚至是通宵工作的文化。这样的状况让超过四成的学生开始担忧，未来如果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将会一直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
研究生沉重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已经为他们带来压力，而实验的失败、指导老师的负评，以及孤立於社交活动之外的生活形态，都持续雪上加霜。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就是维持心理健康的要素之一。虽然学术生活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尝试错误当中度过，可遇不可求的成功的
确是甜美而短暂的，但仍然可以从其他学术相关的活动当中得到成就感，比如说参与面对大众的科普写作或活动、带领新进学生操作实验。将自己熟悉的知识与技巧传达给他人，不但能带来成就感、缓解研究生活中的压力，也是将所学融会贯通，有系统的重新组织排列，再以适当的方式清楚表达出来的自我训练，是日後不论在任何职涯当中都能用得上的技巧。

心理健康：校园提供的辅导不符需求

心理健康在研究生活中仍然是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议题。在这次的调查中，有超过1/3的受访者都表示曾经因为焦虑或忧郁而接受心理方面的帮助；另外1/5的人则有意愿寻求辅导，但尚未行动。而且为数不少的受访学生都觉得学校提供的身心健康服务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校园里对於寻求心理谘商协助依然有偏见。因此校方若有意改善对研究生提供的心理辅导，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们能在寻求协助的时候感到舒服且安心，这包括了保护学生的隐私及宣导心理卫教的重要性。再来则是增加心理辅导的管道，让研究生们更容易取得相关的帮助与资源，而且确保这些服务都在学生能负担的经济范围内。

职涯发展：缺乏学术研究以外的训练，生涯发展缺乏吸引力

1/3的受访者在问卷中表示对目前的研究所学程不太有热情，并不认为取得博士学位对於他们之後的职涯发展会有太大的改变，不觉得博士训练是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也没有信心能在毕业之後一年内找到满意的稳定工作。这样的结果表示研究生们对於未来的职涯及高等教育的价值感到不确定，也显示了研究所的学程与真实世界有差距。
近半数的受访者不满意他们所得到的职涯支持辅导及建议，目前研究生所受的训练大多偏重在培养学术研究人才、撰写研究报告及学术发表、申请研究计画，着重於从事学术研究相关的训练，对於其他可能的职业选择则鲜少提及。但其实只有不到一半（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毕业後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相对於2019年调查中的56％下降了许多。事实上，在所有博士毕业生当中，最终能够成为终身职大学教授的人数占比相当低，大约只有3∼5％。而且研究生们现在看到的大学教职，是一份低薪、工作生活无法平衡、心理压力极大的工作，实在不是一幅吸引人的未来景象。
这份调查当中，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指导老师的确花时间真诚的和他们讨论职涯规画，但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指导老师在学术以外的职业上也给了有用的建言。对於未来职涯的可能性，学生们必须自己寻找指引，58％的学生从社群媒体如Twitter及LinkedIn取得职业相关资讯，43％的学生则从同侪及学长姐那里打听。在对於未来发展的他种样貌缺乏想像的状况下，研究生们只能在毕业後继续花时间摸索尝试。有位受访者分享自己的经验，他当初选择时程长达七年的产学合作博士学程，打算毕业之後就可以快速进入公司从事管理阶层的工作，结果毕业後应徵工作时才发现，公司现在对高阶管理人才的要求，还需要具有博士後研究的经验，让他觉得选择产学合作学程似乎多浪费了几年的时间。
由於大多数的研究所训练偏重学术研究，有超过七成的受访学生都认为自己具备各方面的学术研究能力，如收集及分析数据、操作实验及撰写学术文章，但相对没有太多的学生受过人事管理、大型预算管控或发展商业模型等职业技巧的训练。

学术训练该如何改革？从职涯发展着手

在STEM领域〔注〕的研究所如果能多关心学生们对未来职业喜好及期许，其实就能让研究所学程更实用。例如许多研究生其实很想要有进入公司实习的经验，只是极少有学校能有这样的机会。整合学生及校友的回馈意见来提升大学提供的服务，将能够推动博士训练的改革。或许大学可以慢慢的发展新的研究所文化，在研究所第一年就可以开始思考未来的职业选择，并提供学生各种不同尝试的机会。职业的意识开始得愈早，研究生们就愈能够得到未来真的用得上的训练。
英国高等教育专家们编辑整理的一份报告书《Towards a Global Care Value System in Doctoral Education》，呈现了许多国家在博士训练体制在政策及实务上的现状，大多数国家仍然以单一作者的论文作为毕业评量标准。另外还有许多国家，包括台湾大多数的研究所在内，都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视为博士生的毕业条件之一。这种些制度限制了研究生的跨领域研究能力，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掠夺性期刊的声势，因此亟需改革。
某些高收入国家的博士生训练已经有所改变或是正在转型中。举例来说，有些博士学程的指导老师不只一位，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多位老师可以请教，不至於因为唯一的一位指导老师太过忙录，疏於关怀而感到被孤立；抑或在与指导老师意见不合时，不会因为师生关系而放弃博士训练。有些学程也开始允许学生选修其他系所的课程，或是自订评量研究进度的频率。
若研究生们能在学程中有机会广泛的接触到各种工作的可能性、认知到自己的价值，许多对於职涯的悲观看法其实是可以避免的。研究所的训练当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具有批判思辨能力的人，也应该是知识经济世代里，能为社会贡献最多的人。

念博士班的人愈来愈少？

根据前述报告书的统整，各国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疫情前都有稳定增加的趋势。中国201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5.5万人，相较於2004年的2.3万人，已经是接近倍数的成长。到2019年，中国一年产生的新科博士人数已经高达六万人。同样的区间，印度每年得取博士学位的人数，从1.7万增加到2.5万，美国则自4.8万增加到6.9万，都是相当急剧的成长，这也造成了高等教育体系庞大的压力。不过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後，都有停滞甚至下滑的状况。
台湾自2004年到2010年，博士班新生人数稳定成长，与世界趋势相同。然而自2011年开始至2018年则是逐年下降，从3686人一路滑落到2万8167人。自2020年开始，连续三年各大专院校博士班招生状况都不是太好，每年都有多达30∼40个研究所未能募到任何学生，在台湾似乎提前出现了《自然》期刊所描述的情况，人们开始对获得博士学位失去了兴趣。
虽然2019年时任科技部长的陈良基曾提出，由科技部及教育部共同出资，每年择优补助600位博士生一个月四万元，以培育台湾高阶人才的规画。但教育部认为这项提案并未虑及博士生未来就业的状况，因此否决合作，转而提出「产学合作培育博士级研发人才计画」。不过国科会後来也推出了「鼓励企业参与培育博士研究生」方案，每年补助300位博一、博二学生每月三万元、校方自筹一万元，博三以上则由国科会每月补助两万元、校方自筹两万元，相较於前面的规划，受补助人数减半，补助期间及稳定度也都打了折扣。
在笔者撰稿的3月14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邀请教育部、国科会、中研院及铨叙部等单位进行「解决高教人才断层危机，如何塑造合理高教人才退休机制」专案报告。会议间中研院长廖俊智再次建议提高博士生的奖助学金，同时也指出高教人才授薪过低，降低国人接受博士训练的意愿，然而针对专家及立委们提出的建议与问题，各部会首长皆未做出任何承诺。
改革博士训练制度就像是滴水穿石一样耗时费力，需要周详的计画及庞大的资源。但博士学程的改革，就如同中小学、甚至大学的教育改革一样，都是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所必需的。如果国家领导者们需要科学家们为社会付出更大的努力，那麽国家社会也必须投入更多资源与心力修正改革培养人才的方式，确保博士训练最终能走出19世纪，真正的迈入21世纪。

（Photo by Cole Keist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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