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决定一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决定论共有的谬误

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出版《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的年代（1859年第一版到1872年第六版）正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同时期欧洲大陆的普鲁士统一德意志邦联成为帝国。在那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当道的年代，「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种口号恰好符合当代的社会精神和价值观，所以当时一些知识份子立刻把达尔文的演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上，孕育出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起源

最先以「适者生存」简化演化论的英国社会学家史宾赛（Herbert Spencer）和提出生物发生律（biogenetic law）的德国生物学家黑克尔（Ernest Haeckel）分别是英、德两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手。但他们两人的演化观都不是基於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而是富有强烈的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那种後天可获遗传的色彩；除了有进步的精神之外，更认为人类的演化是直向发展的。史宾赛促请英国政府废除公共福利计划，否则等於保障不适者蚕食社会资源；黑克尔呼龥德国民众拥护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透过军事扩张去驱动种族竞争。
几乎同时，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1883年创建了优生学（eugenics），他主张社会菁英要跟同阶层的人通婚即所谓的积极优生学（positive eugenics），同时又阻止弱势或残障人士生育即所谓的消极优生学（negative eugenics）。而当时处在美国 镀金年代（gilded age）的资本家如钢铁大王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石油大亨洛克斐勤（John D. Rockefeller）和铁路大王希尔（James Hill）也都曾公开 用物竞生存和适者生存合理化他们对市场不择手段的垄断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也附和这种行径有如强盗的企业霸权。一下子，军国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都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标志。

上述关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起源，不只内容上达尔文本人没有参与，也无关生物演化的机制（自然选 择），更与科学上的演化论述没有关联。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只是利用达尔文的演化论作幌子行种族主义之实（而且种族主义早在达尔文提出演化论之前 就存在），有心人士在推论演化论时稍作扭曲，就将自然选择的适应性转变成淘汰和铲除不适应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支持者抱持着两个错误的想法：一，他们误以为人类的一切特质包括智力、性格都是完全依循遗传法则遗传给下一代；二，他们也误以为遗传的模式有如白漆跟黑漆混合後成为灰漆，灰漆永远无法还原成白漆黑漆的混合式遗传（blending inheritance）。因此认为在世代遗传的过程中「优良」人种会被「不纯正」人种取代，所以就主张用外力阻止遗传融合来确保种族的「纯正」。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是建立在对遗传机制的无知上，跟演化论无关。

别忘了环境的影响力！遗传决定论的盲点

甚者，近年来随着科学家对遗传及基因的分子生物学知识的突飞猛进，除了了解基因与疾病的关联外，人类行为与基因的关系自然成为科学家的研究题材，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媒体更不时出现一些华而不实的报导。在这些讨论无限上纲上线後，基因就变得不只决定个人外在的性状（trait），也决定了人的行为和性格，这就出现了人们的讨论出现了智商基因、犯罪基因、暴力基因、酗酒基因，这种遗传决定论／基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的概念，认为人类的每一项特质、行为都是由特定的基因所操控。

无可否认，基因对生命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和影响 力，我们可以在教科书里找到一些由单一基因所造 成的遗传疾病，例如镰刀形红血球贫血（sickle-cell disease, SCD）、地中海贫血（thalassemia）、亨丁顿舞 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 HD）以及多种罕见疾病， 都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基因突变所致。但这些例子却不 是大多数疾病的机制，教科书广泛地采用上述那些例 子，只是要让学生明了，少数基因变异就足以导致生 理上的异常（图一）。
大多数的生理性状或疾病都是由多个基因一起运作而成（例如第二型糖尿病的相关基因就高达36个），而且多与环境息息相关。以高血压为例，只有10％的高血压是生理机制明确的续发性高血压，其余90％的高血压是原因不明的原发性（本态性）高血压，当中 因素包含遗传因子（超过12个基因）、环境因素、生活形态和年龄。就这类文明病而言，社会环境和生活型态（特别是饮食习惯）远胜於遗传因素，因此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是人们可以控制的，就算遗传到糖尿 病的基因，只能被归类为「有家族病史」，顶多代表高患病风险，并不一定会发病。即使某人带有某种癌症的基因，也不代表这个人一定会罹患癌症，研究发现大多数的癌症都是偶发的，以乳癌为例，只有5∼ 10％的乳癌跟抑癌基因（如大名鼎鼎的BRC1或BRC2）的突变有关。
生物表现受到基因和环境不同程度的影响，人类行为和疾病是先天遗传和後天环境互动的结果。有些是基因的成分比较重、有些则是环境的因素比较重，此外，基因的作用力对於每个个体来说是一个恒量，环境因素反而有变化性和反复性，基因和环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架构，再加上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根本无法厘清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当遗传学家说找到某种特质的基因时，只不过是指这个基因以某种方式卷入到某个特质的表现中而已，而且再说一遍——绝大多数的特质是由多个基因参与（图一）。可见遗传决定论根本就没有充足和紮实的理据，将人们所有的疾病和行为完全归究於基因是不正确的。

图一：基因型（G）是蛋白质（p）的直接编码，蛋白质产生表现型（P）而造就出适应性（F）。
其实单一个基因造成某一个性状是少见的情况，通常是多个基因造就出某个表现型。

基因的偏见，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基因时应该避免给基因一个明确的标签。基因就是整个复杂互动的生物系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它们会制造出特定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的表现是由於接收到其它讯号。就只是这样而已。所以，用枯燥和平淡的词汇描述基因反而是对的，例如「跟乳房细胞病变有关的众多基因中的一 个」，但很不幸的，大众传媒却不是这样做，为了带出基因的功能，就给它一个标签，例如「乳癌基因」，甚至於前面提到的智商基因、犯罪基因等，都存在过度衍伸的谬误。
跟很多疾病一样，人的智力、心理、行为都的确有基因基础，但不是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而是基因跟环境交互作用下的复杂产物。科学家已经在对比同卵双胞胎 （monozygotic twin）和异卵双胞胎（dizygotic twin）的研究上发现基因只会造成倾向，但无法完全决定行为。事实上目前的科学共识不认同基因决定论，也不支持环境决定论，而是提倡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基因组序列是先天条件（nature），而环境与经历（教 育、交友、阅读、运动、机运、家庭背景、阶级地位、社会文化等）是後天育成（nurture），发育和成长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对个体或族群的发展很重要。更何况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已经厘清生活条件如 何经由DNA的甲基化（methylation）去改变基因的表现。所以，重要的不仅仅是基因带给我们什麽，还包括我们（环境）带给基因什麽，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後天不但可以、也确实胜过先天。这就不难发现为何我们不时会在报章杂志或名嘴的口中接触到基因决定论的话题，但最後却在实证贫乏下不了了之。记住：基因或许决定生物的主要性状，但环境却塑造出牠们所有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能以偏盖全地相信基因决定论，因为基因对人性的影响并非唯一、决定性的，只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路温顿（Richard C. Lewontin）就曾严词批评那些唯生物决定论的人为 「DNA恋物癖」和「新闻界的应声虫」。
跟决定论不同的是生物潜能性（biological potentiality），这种潜能的概念，源自於对人类的大脑可塑性（brain plasticity）研究。整个大脑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一立方毫米（mm3 ）的大脑皮层就有大约5000个神经元和二亿个神经连结。各个神经元在大脑发育的过程中生长、连接，神经元的突触在外界环境的剌激下会重新加权（reweighting）、重新连结（reconnection）、重新接线（rewiring）、再生（regeneration）。各个神经元所组合出来的整体状态称为神经连结体（connectome），堪称是每个人人生经历的总和，不会在某个时期之後就定型不变，也代表每个人都是不 一样的。

科研以化约论找出重要属性，但不宜过度引伸

所以出现基因决定论的错觉，可能与科学家采取化约论（reductionism）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脱不了关系。 化约论设法将错综复杂的现象拆解成简单的基本属 性，愈简单愈好，再藉由控制和改变单一变因并设 立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晰地分析事 物的功能，藉此了解事物背後的运作机制和原理。
在过去60多年来，这种方法使研究复杂生物实存体（biological entity）的生物学和医学变得跟化学和物理学一样，能够透过简易的科学实验了解它的过程和变化，最终在生物医学上大有斩获，例如揭露诸多疾病的致病机制。 虽然化约论这种方式在科学研究上有重要的价值，但生物实存体的实际运作却是由多个变数包括内在生理环境、外在物理环境和随机因素等同时运作，又会不规律地变换它们作用的规模，更会不停地交互作用。所以由化约论所得出的观察结果，并不一定能够直接作为本体或群体的实际状况。因此若把注意力全摆在单一固定因素上，例如某个基因，就有可能引伸出错误的论述，推理过当而归纳出不正确的结论。
这里要再强调：不要天真到只用简化的单一或几个物理原则解释生命。因为生物的复杂性不能用化约论轻易地分解，化约论本身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我们不要把方法和它取得的结果混为一谈。

（123RF）

结语

的确，若没有达尔文和他的理论启发，或许史宾赛就不会提出「适者生存」这个口号，但同样的概念如果不是以达尔文主义的名义出现，总会有其它概念同样地被拿出来利用。
说到底，演化论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无关。科学观念的社会意义，通常是人们自己诠释的结果；而将社会学的议题和科学的发现混为一谈，往往超出科学家所能控制的范围，而这样的社会科学被野心家或既得利益者利用，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後果。演化论就是这样被妖魔化了。